在“海湖庄园协议”隐含的制度重构趋势下，中国金融体系该往何处去？
2024年11月，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CEA）主席斯蒂芬·米兰（Stephen Miran）起草的《重构全球贸易体系使用指南》报告，在特朗普私人地产海湖庄园正式发布。该报告随后被广泛称为“海湖庄园协议”，其旨在通过高关税、美元贬值、债务置换与多边货币谈判、安全保护费等手段，重构全球经济治理格局。
2025年7月5日，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新京报社和全国高校国际贸易学科协作组联合主办的“2025中美贸易战略重构研讨会”上，12位国内高校专家学者围绕“‘海湖庄园协议’对全球经贸重构的影响与中国应对”展开深入探讨，多位专家对“中国金融体系该往何处去”作了分析和解答。
财富锚体系重构
南开大学副校长盛斌教授表示，“海湖庄园协议” 形式上是“重组全球贸易体系”，但本质上是一个全新的全球金融与货币体系构想，体现了美国对全球治理方式从“多边主义”和“全球主义”向“单边主义”的明显变化。
盛斌分析，过去美国倾向于通过多边主义方式维护全球秩序，现在更多地转向了基于实力地位的单边主义路径，并试图重置自己与其他国家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尤其是要削减自身所承担的国际责任与义务。在这种新构想下，美国试图追求构筑一种“以美国为核心的双边网络式的胁迫安排”，包括金融、关税与安全三个核心要素，以此形成对其他国家的控制力与约束力。
盛斌进一步指出，“海湖庄园协议”的最核心措施是要通过美元的重新估值实现美元的长期贬值，以解决美国长期存在的“双赤字”（贸易赤字与财政赤字）问题。其中，巨额贸易赤字反映了美国经济的竞争力下降、产业的空心化和虚拟化；而财政赤字与累积的巨额债务问题已经形成了美国宏观经济和全球信誉的严重风险。这一构想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战略调整，更涉及金融、货币、贸易和安全等问题的“一体化捆绑”，这是需要特别关注的地方。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党委书记薛熠教授也指出，美国正试图通过一系列制度设计将其制度优势与金融主导权重新绑定。“海湖庄园协议”背后真正要推动的，是一个全新版本的制度型“美元联盟”。这并不仅仅是关税谈判或贸易协定，而是包含了货币安排、金融监管标准、主权投资方向等多个层面的“制度打包输出”。
在薛熠看来，美国正在将其制度型优势内嵌到贸易通道、资本流动路径甚至新兴数字金融治理架构之中，意图塑造一个新的“非正式布雷顿森林3.0体系”。需要注意的是，美国近期与七国集团、“五眼联盟”国家间频繁推动的货币协调、绿色金融联盟，以及对中国企业审计追责制度，这些措施正试图构成一整套非对称壁垒。“这种制度性嵌入，比单一关税工具更深层，也更具持久性。”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经济贸易研究院院长王俊教授则从主权财富基金的角度切入，强调“美元锚”的延展性正在增强。越来越多的全球主权财富基金正在重新配置资产，回流美元资产成为一个趋势。美国凭借其强大而深度的金融市场，不断吸引主权资金通过债券、ETF、股权投资等形式回归美国市场，从而为美元提供新的稳定基础。
除了资金回流，更重要的是制度路径的单边设定。王俊补充道，美国正在制定一整套以美元为中心的金融产品标准和风险定价模型，其他国家很难拒绝跟随。因此，如果这种路径形成闭环，中国将不得不在一些领域接受由美元锚主导的交易制度和风险管理规则。
中山大学国际金融学院院长黄新飞教授从货币竞争的制度逻辑出发，认为当前美国已不再满足于货币发行权，而是力图占据金融治理议程的核心位置。他们想要的不只是使用美元，而是让全球其他国家在制度层面不得不围绕美元设计自己的规则。美国政府意在把自己打造为全球金融制度的“平台国家”，而非仅仅是结算枢纽。
黄新飞强调，制度可信度是货币地位的核心，一个国家的货币之所以能获得世界其他国家央行或主权机构的配置，是因为背后的制度稳定性与规则透明度被认可。因此，当前美国通过规则输出方式重新建构其金融信誉边界，事实上也是一种战略性的全球秩序再塑。
从“美元本位”到“美元联盟”的演进轨迹日益清晰，这使得中国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不仅需要面对货币流动性与资产安全的传统问题，更要正视制度空间与平台竞争的结构性挑战。未来人民币能否突围，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能否提出一套具有吸引力的制度型货币安排。
中国空间在哪
中国在当前“美元制度重构”背景下不能仅仅关注货币政策的短期对冲，而应系统性谋划人民币制度外延的全球嵌入路径。黄新飞认为，制度竞争已经不仅是规则谁来定，更是平台谁来搭。因此，中国若想真正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迈出制度性一步，关键要做的是在多边机制中“嵌入自己的规则主张和平台设计”。无论是金融标准输出，还是数字货币基础设施，中国都应更加积极主动。
在谈及金融制度拓展路径时，黄新飞表示，中国要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多边机制中寻求更大话语权，也要加快推进以“一带一路”为平台的金融标准本地化试点。比如，在一些新兴市场区域，中国有基础率先构建“人民币清算+数字支付+信用评估”三位一体的支付体系，并逐步从金融服务延伸到治理制度。“制度型开放不仅要让别人来适应你，更要你主动设计出一个可被适应的方案。”
薛熠指出，美元的霸权地位目前依然相对牢固。从短期来看，中国不应追求与美元体系的正面对抗或直接争霸，而应着眼于稳健务实地推进人民币的“局部国际化”或“有限国际化”，即更多地将人民币作为交易中介和结算工具逐步推广。这种局部的国际化战略，主要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中国自身实体经济的发展，保障对外开放过程中经济活动的顺畅运行，并维护区域经济安全。
从中长期角度来看，薛熠认为，人民币国际化道路依然取决于整体制度能力和综合经济实力的提升。人民币想在全球范围获得更广泛的制度认可与接受，最终还要靠整体经济和制度优势的积累，强调局部国际化战略的同时，应谨慎选择突破点，稳妥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制度化建设，不应急于在各个领域全面突围。
王俊则指出，人民币制度空间的拓展离不开全球资产端的结构协同。只有当人民币资产能被主权财富基金、养老金等长期资金持续配置时，其制度性才能真正建立起来。因此，中国需通过亚投行、丝路基金等国家级平台设立“人民币资产窗口”，鼓励新兴市场国家持有并使用人民币债券等多样化金融产品，以此增强人民币的信用锚与流动支撑。
在此基础上，王俊提出可探索推动建设“人民币+”的货币联盟机制，采取双边结算、主权货币锚定、区域基金联动等多种方式，逐步建立以人民币为核心的多边支付网络。“可以从最小闭环做起，先构建两个以上国家之间的稳定交易框架，再向周边辐射。”
因而未来人民币能否在全球获得制度性认可，关键不在于外部美元如何变动，而在于中国能否通过一系列制度设计在关键节点上“卡位成功”。从支付平台到清算标准，从投资通道到治理议程，中国都需要更系统、更有前瞻性地构建自己的制度出口路径。制度主导力的竞争已经不是选择题，而是时代命题。
建好金融“战略缓冲区”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务部部长、文澜特聘教授钱学锋认为，中国应以更主动的策略建立金融领域的“战略缓冲区”，以应对外部制度性冲击和美元锚结构的重新布局。在国内层面，应加快产业升级与经济结构转型，尤其是如何真正激发超大规模市场优势。
在国际层面，钱学锋建议实施全球产业布局优化战略，具体包括海外生产与贸易的缓冲激励机制。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中也提到了包括市场的多元化、加快海外产业园区的建设、海外生产基地的建设，包括拓展中间品贸易等等，这些都是可以应对美国这种“海湖庄园协议”冲击的一些选择。通过这些具体手段，可以构筑人民币资产对外拓展的制度保障，强化外部通路稳定性，并在高波动周期中建立金融安全带。
王俊则提醒，这不仅是美元指数走强的问题，更严峻的是美国当前在资本市场监管、主权信用标的、数字货币立法等方面迅速推进制度整合，这意味着强美元不再是短周期的现象，而可能是制度层面再锚定的起点。因此，未来中国可能面临三重金融压力：美元资产吸引力增强对中国外汇市场形成持续扰动、全球避险资金再度回流美债压缩人民币资产收益空间和美国通过金融工具施加限制或制裁的可能性上升。
当前全球主权财富基金正在重构资产配置模型，美国通过“美元+黄金+科技股”组合构建新的战略资产池，中国则急需在此背景下构建具有对抗性和稳健性的人民币资产体系。王俊表示，“如果我们还在等全球主动选择人民币，那就是在失去窗口期。”因此，中国急需通过加强政策性银行对外投资能力建设，推动多边合作银行持有更多人民币资产，并在海外建立具有主权信用背书的资产托管中心。
王俊特别提醒，可以考虑将部分外汇储备转化为结构性投资基金，由中国主导管理并嵌入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项目中。这样既能增强人民币资产的外部通路，又能在高波动周期中为本币构筑“安全缓冲带”。需要注意的是，应避免陷入“金融全球化退潮＝人民币机会”的误判，必须主动建圈层、搭机制、做平台，才能保住制度韧性和资产稳定。
薛熠从制度比较优势的角度指出，中国当前金融体系在开放度、可预测性、信息对称性方面仍存在短板，若无法补齐这些制度要素，即使拥有流动性和外汇储备也难以形成“可信任缓冲体系”。只有当中国制度自身可以承载外部金融冲击时，人民币才具备独立锚定能力。因此，需要推动国内金融监管标准、信息披露机制和跨境资金管理规则对标国际高标准，在增强制度透明度的同时，也能有效对冲金融脱钩带来的外部摩擦。
总之，在“海湖庄园协议”隐含的制度重构趋势下，中国金融体系需要从“防冲击”走向“控节奏”，从被动稳定走向战略性管理。“战略缓冲区”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资本项目管理工具，而是涵盖储备策略、规则对接、平台布局与治理话语权的全链条机制。唯有建立起这样一套制度化的风险管理体系，中国才能真正在强美元时代中立得住、守得稳、走得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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